50多年的新中國外交，留存下一批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收到的國務禮品，有關部門為此成立了一個“國際友誼博物館”，專門收藏、保護、研究和展示它們。這批禮品至今已達16000多件、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。它們已為許多人所知曉，因為曾先后在20多個省區(qū)市和特別行政區(qū)巡展，國內媒體也對此做過大量報道。


　　“來而不往非禮也！”收到國務禮品后，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怎樣回送的？尤其是在建國初期，國民經(jīng)濟百廢待興，處于逐漸恢復當中；我國還派出人民志愿軍“抗美援朝，保家衛(wèi)國”——在當時的條件下，我們在對外交往中送什么樣的禮品？

　　從外交部檔案館近期對社會首批公開開放的部分外交檔案中，記者找到了答案。

　　天津蘿卜、山東大蔥：新中國給斯大林70壽辰送厚禮顯真誠

　　各種禮品清單在4000多件可查閱的檔案中占有很大比重。這些清單不僅將品名、數(shù)量、價格、送禮對象的身份職務一一記錄，連包裝方法和用料、運費都詳細列出。其中，檔號為109-00003-02、題為“我國祝賀斯大林70壽辰(賀信、禮品單)”的28頁檔案引起了記者特別的興趣。

　　這份禮品送出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，距新中國成立僅80來天。禮品規(guī)格之高，估計在我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：分別以中國共產(chǎn)黨中央委員會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一起給一位外國元首送壽禮。其中黨中央的禮品有大元帥絲織像、清代藍花瓷花瓶、景泰藍茶具、燒瓷壽盤，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、寶塔、龍船、球、八仙人、女英雄等共10種22件(套、對、幀、座)，外加祁門紅茶、上等綠茶和龍井茶。政府的禮品除大元帥陶瓷盤10個和每套99件的景德鎮(zhèn)五彩瓷具兩套外，還有“中國農民所獻蔬菜果品”——山東膠東和濟南產(chǎn)的白菜、萊陽梨、大蔥，北京牙(鴨)梨、雪梨，天津和山東蘿白(卜)，北京綠皮圓形紅心蘿白(卜)，江西小金桔等。蔬果中哪一種是“顆大”的，哪一種是“綠色”的，哪一種由“四荊條簍裝”等，都標得清清楚楚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禮品是大元帥絲繡像1幀和大元帥陶瓷像1對。

　　這份檔案材料沒有反映出送禮緣由。記者從我國《外交大事記》一書中，找到了如此高規(guī)格給斯大林祝壽的原因：毛澤東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蘇聯(lián)。12月21，他在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上致詞，贊揚斯大林對國際共產(chǎn)主義運動作出的貢獻。毛澤東此次訪蘇以中蘇簽訂《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》等3個文件而告結束。這份厚禮應當是毛澤東此次訪蘇及中蘇談判的一個重要配合。當然，更大的背景應是我國當時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邊，真心實意地希望同蘇聯(lián)建立牢固友誼的外交戰(zhàn)略。

　　“很多禮品打了九折”：采購人員常與商人“討價還價”

　　一份份《禮品清單》檔案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建國初期我國的外交活動及成果。禮品有我國領導人與各國領導人互贈的，有我政府代表團出席對方國慶慶祝活動贈送的，有外國領導人或政府代表團訪華贈禮后我們回贈的，有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出席亞非會議等國際會議帶去的。送禮對象中往往還包括對方翻譯和接待人員。在當時國民經(jīng)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，我們仍然保持了“禮儀之邦”的傳統(tǒng)，送出了一份又一份由中國傳統(tǒng)手工藝品、特產(chǎn)等組成的國務禮品。

　　雕漆、陶瓷、景泰藍、牙雕、刺繡等工藝品是清單中常見的禮品；絲織、湘繡、描漆和陶瓷的中蘇領袖像也時常被列入，毛澤東紀念章特別多。到了1952年，禮品清單中開始出現(xiàn)貼有毛劉朱周、全國名勝風景、國慶觀禮、建設成就、外國來訪代表團在華活動等照片的像冊，以及郵冊、詩箋譜、檀香扇、年畫、民間剪紙、綢緞、錦旗等。

　　禮品清單擬定后，都要上報外交部領導親自過目審定。當時我國尚無工藝品加工的國營企業(yè)，禮品往往由外交部工作人員臨時到市場上搜尋，或從古玩商手中收購，檔案中常可見到“討價還價”一詞。

　　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，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和蘇聯(lián)外長談判，討論有關中蘇兩國關系的重要問題。8月19日，周恩來從莫斯科發(fā)回電報，要外交部迅速籌辦一份禮品。記者從號碼為117——00208-01的檔案中看到，接到周總理的電報后，外交部在3天內即擬定了禮品方案電報周總理。經(jīng)總理“電示禮品不夠大方精美，并再次指示禮品的種類、購買款項等”，還具體指示“請鄭振鐸等同志協(xié)助”，外交部立即抽調人員，兵分三路，赴上海搜購繡品、瓷餐具等，赴天津選購地毯，在北京也“到處搜購”，并“配墊制匣等裝潢”，還邀專家協(xié)助寫禮品說明。18天后，兩架中國民航貨機將這批價值3.5億元(舊幣)的禮品飛送莫斯科。這份檔案特別提到，在這次籌辦中，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了繡屏、石雕、大象牙筆及一些精美手工藝品，上海外事處、文管會及專家們協(xié)同選購，“因此不但能買到較好的禮品，而且省時省力，價格公道。”“注意與商人特別是古玩商磨價錢，很多禮品打了九折，個別如碧玉洗原要5400萬元，磨至4500萬元。”

　　“老革命”遇到新問題：外交部專門制定“收授禮品辦法”等規(guī)章

　　查閱一份份與外交禮品相關的檔案，可以看出，對于剛剛用“小米加步槍”推翻了“三座大山“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和人民解放軍官兵來說，外交禮尚往來完全是一個嶄新的課題。小到與外國駐華使館互贈賀年片，以及一些節(jié)慶日小禮品的贈送，大多數(shù)外交干部也都是很陌生的。對這種情況，從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，外交部一連制定了“新年及圣誕節(jié)收授禮品及祝賀辦法”、“收授私人禮物原則及辦法”共3個內部規(guī)章，通報各駐外使領館和“外交部各單位干部”。

　　這3個內部規(guī)章要求，“我駐在蘇聯(lián)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使領人員，倘遇駐在國的朋友——普通公民或政府官員以私人名義邀請赴其住宅作客時，倘宴請日子為節(jié)日或主人生日，應隨身帶些禮物送給主人。”在審批過程中，一位領導在這一表述旁加上了“駐外人員在資本主義國家……被邀請時，亦應送禮品”。

　　對于“本部各單位”新年時收授各駐華使節(jié)的賀年片及禮品，外交部當時也作了5條規(guī)定：原則上我方不主動送，但如對方送來我們必須答謝。各國使領館及其他駐華機構如有送賀年片及禮物，應收下，并于2日內復以賀年片或名片；賀年片買現(xiàn)成的，填上姓名，如對方賀我方夫婦，則送還時亦以夫婦名義；名片則在左上角用毛筆寫恭賀新禧。如隨賀年片附送禮物時應收下，送名片致謝，名片左上角用毛筆寫謝字；部長、副部長還送賀年片時可考慮附相應禮品，但也可不還禮，其他干部則可不必還禮。我們不過圣誕節(jié)，故無論以圣誕或新年祝賀均于年底以賀新年名義復之。

　　“禮多人也怪”：贈送無經(jīng)驗影響送禮效果

　　由于對外交送禮缺乏常識和經(jīng)驗，建國初期，國內的各種代表團出國送禮很快就出現(xiàn)了一些問題。

　　1953年4月9日，我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率先發(fā)回“關于出國代表團贈送禮品問題的報告”，提出代表團出國送禮“大有改進的必要”。這份編號為113-00181-02的檔案中說，兩年多來，各代表團攜帶的禮品均大同小異，互相重復，又未能前后照應和按照各代表團的性質之不同、代表團成員的身份不同而對禮品的質量、數(shù)量及贈送對象等有所選擇。這些情況使得禮品的贈送形成了幾乎是千篇一律、輕重不分且重疊的現(xiàn)象，大大影響了送禮的效果。

　　這份報告還詳細列舉了一個例子：使館剛到匈牙利時，曾送給匈部長會議主席拉科西一些禮品，其中有象牙白菜一株，拉科西夫婦把它視為非常珍貴的禮品，珍惜異常，向貴客展示時都放在地毯上，生怕放高處摔壞了。但后來不少代表團到匈牙利，都帶來類似的禮品，因此“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覺很平常了”。其他如景泰藍、絲織風景畫、刺繡、綢料等，“有些匈方的負責同志已得到類似的禮品不下四五份、六七份，甚至更多。”

　　在奉周總理指示籌辦送蘇禮品后，外交部有關處室也總結了此次籌辦中出現(xiàn)的一些“缺點”：統(tǒng)盤計劃不夠，匆忙趕買，事后很多沒有用上，尚余有166件。“如赴滬選購時，該買多少，花多少錢，無甚計劃”。此外，因任務急，“只怕買不到好東西，因此常對商人表示只要你貨好，不怕價錢貴，也給商人以可乘之機，可能抬高了價錢，特別在古玩商方面。”剩下的禮品中，有相當部分只好再去委托寄售；有一套“雕漆嵌玉石圍屏”和一對“紅地金花大瓷瓶”，因上面已刻上了此次送禮的符號，只好交外交部招待所作陳設用。

　　鑒于送禮中存在的問題，駐匈牙利使館建議：出國代表團的禮品最好有計劃地統(tǒng)一于一定的專門機構進行準備，根據(jù)代表團的性質、任務、成員身份和準備送禮的對象而有所選擇和區(qū)別；禮品應盡可能簡化，選擇有紀念性質和富有宣傳效果的為好，如錦旗、絲織或刺繡領袖像、年畫、照片、畫冊和書籍等；成員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團不必帶貴重禮品，只須帶些小的手工藝品和明信片作為臨時性的贈禮即可。